中华文化既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，又是发展中医理论的动力。《周易》、《河图洛书》等形成的哲学观、宇宙观、整体观、变异观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哲学基础；《黄帝内经》把中华文化应用于认识健康与疾病，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。中医学的许多理念受《周易》影响，并逐步融入儒、释、道的文化精髓，吸收了自然科学成果，逐渐形成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。中医有关医德的观念，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，如“主
中庸、倡中和”、“仁者寿”的理念，形成中医道德养生文化；中医学许多养生方法、技术和丸散膏丹的炮制又与佛家、道家文化密切相关。佛家“禅定”，道家“道法自然”、“恬淡虚无”与重视“精、气、神”的练气、保精、存神的养生方法以及倡导内丹（静功）、导引（动功）等促进了中医养生理论的发展。
《伤寒杂病论》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，把中医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，其诊治疾病体现了整体思维、辨证思维与中和思维。可以说，历代中医名著的问世与重要中医理论的形成，既汲取当代中华文化的先进理念，又有机地结合了对人的整体把握与疾病发展规律的认识，促进了中医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。
中医学史上，有“不为良相、愿为良医”之说。这其中，既有以张仲景为代表的医学大家，也有许多的跨文化学者。如亦道亦医者葛洪、孙思邈，亦僧亦医者鉴真、慎柔，亦儒亦医者朱丹溪、陈修园等，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诊疗技术与中医理论的时代创新，都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中医与中华文化水乳交融，从医家到病人，从养生到治病，从理论到实践，历史上形成了广泛深厚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共识，使其经几千年历史而不衰。因此，提升中华文化“软实力”，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，必须重视发挥中医这一载体的特殊作用。中医运用望、闻、问、切四种诊法，体现了以人为本、早期干预的个体化诊疗。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、回归自然的呼声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，中医越发为社会大众所关注。她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底蕴，追求维护健康、抵御疾病的智慧，彰显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，日益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。